◀《越南反腐败法》

　　越南领导人官邸。

　　越南国家航运公司原董事长杨志勇在国外逃亡3个月后终被抓。

　　落马的越南金融业大亨阮德坚。

　　随着革新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越南共产党认识到越南已经出现了党内腐败的“严重化、普遍化”，越南媒体和民众更是将腐败称为“国难”，将腐败分子称为“内寇”。越共认为，越南党和国家面临“四大危机”，即经济落后危机、国际竞争危机、党内腐败危机、和平演变危机，从而加大了惩贪治腐的力度；越南政府也在制度反腐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然而，由于越南的革新开放缺乏足够坚定的正确方向引领，也缺乏足够充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反腐斗争未能作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统筹推进，反腐前景不容乐观。

　　腐败现象严重，“大鱼”屡抓不绝

　　自1986年全面革新开放以来，腐败滋生一直对越南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2003年至2005年底，越南内政部在3个中央部门以及7个省市，对5400多名官员、公司职员和民众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32.6%的官员曾受贿，同时有92.8%的公务员、83.7%的普通群众和92.1%的企业干部认为“腐败现象已成为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时至今日，越南的腐败状况并未根本好转，仍属于严重腐败的国家，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反复强调：“腐败、浪费现象在多个领域和部门存在，已对党的领导和国家管理形成巨大挑战。”

　　越共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并将重点放在严惩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上。“抓大鱼”的矛头首先指向政府高官。2006年，交通部直属的高速公路发展公司总经理裴进勇和交通部常务副部长阮越进等官员的重大腐败案件被曝光。根据相关报道，阮越进拥有多处豪宅、包养多名情妇，甚至为其母建造“帝王陵墓”。这一腐败案件涉及大小官员200余名，甚至阮越进等人向有关官员贿赂以图“逃罪”的钱财也多达五六十万美元之巨。2007年，越南贸易部前副部长梅文桑因受贿6000美元被判14年监禁，他的一个儿子也因同一案件被判入狱5年。此外，越南近几年落马的高官还有农业暨农村发展部前副部长阮光河、阮天麟和阮善伦，政府监察总署前副总监察长陈国仗，警察总局前副局长高玉莹，最高人民检察院前副院长范土战，越南之声广播电台前台长陈梅杏，等等。

　　国有企业高管的腐败现象也引起越共的高度关注。2010年，越南船舶工业集团管理层涉嫌违规经营招致重大损失案曝光，集团原党委书记范青平违规任命儿子担任要职的丑闻也被曝出。该集团累计债务达86万亿越南盾，相当于2009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4.5%。2012年，越南国家航运公司原董事长杨志勇在柬埔寨被捕，这家越南最大的国有航运公司有多名高管因贪腐案被捕。此外，另一家越南大型国有企业越南船舶工业总公司的9名高管也因巨额贪腐被检方查处。

　　2012年以来，越南对银行等金融领域的腐败现象及经济犯罪行为进行了整治，其中比较重量级的案件有2012年8月逮捕被誉为越南金融界“大亨”的阮德坚。阮德坚是越南最大的非国有银行——亚洲商业银行的创建人之一，被认为是越南非国有银行的老大。河内市人民法院以“故意违反国家关于经济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罪名对阮德坚和其他6名同案嫌疑犯进行公开审理，判处阮德坚30年徒刑。2013年11月，越南两名国有银行高管因贪腐被判死刑，这两名银行高管分别是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银行下属的金融租赁公司原总经理武国好，以及越南光荣建设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阮文二。两人罪名相同，均为“挪用公款、滥用职权、故意违反国家关于经济管理的规定”。

　　尽管有诸多“大鱼”落网，但越南的腐败蔓延势头依旧呈现上升态势。

　　制度反腐，艰难前行

　　在开启革新开放后不久，越共就开始了反腐败部署。从1990年开始，越共几乎每年都会颁发文件提出反腐败新措施。越共十分重视通过整党反腐倡廉，1986年至1990年4年间，清除了5万名不合格党员。其后的越共八届六中全会和越共九大决定继续开展整党运动。2001年，一项对16万名党员和2000个党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43%的党员和33%的组织涉及腐败，随后越共处分了占全国党员1%的腐败分子，其中30%是各级党委成员。越共还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提出要“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每个家庭中，建设健康的思想道德和生活方式”，要求在党政机关内率先进行思想道德与生活方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从2006年起开展了为期5年的“以胡志明为道德榜样而工作和生活”的运动。2012年，越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主任由越南总理升格为越共总书记，进一步显示反腐的重点开始从政府转移到党内。

　　多年来，越南政府坚持建构和完善反腐法制体系。1998年，越南公布了《干部、公务员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法》和《反贪污法》三部法律，采取法律制裁、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的综合治理措施惩治腐败。2005年11月，越南国会通过了《预防和反对腐败法》和《防治腐败国家战略》，规定民众有权向有关党政部门、群众组织控告违反党纪国法的现象，控告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还可向法院起诉。2012年，越南国会又以95%的高票通过了《反腐败法（修正案）》，要求越南官员公开个人财产申报表。同时，国会代表及地方各级人民议会代表候选人的个人财产申报清单，也须在选民代表会议上公布。在此之前，越南还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宣布接受公约的约束及世界各国的监督，彰显出举国上下坚强的反腐决心。

　　然而，由于越南在实施革新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不够稳妥的政策和措施，加大了反腐斗争的难度，使上述制度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近年来越南加快了金融私有化和国企私有化的步伐，许多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被时任管理者以廉价方式出让或自己占据。根据2013年10月公布的越南政府与世界银行联合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越南腐败最严重的部门和领域包括税务、金融、银行、财政和海关。2000年，越南政府批准了《改革总体计划2000—2010年》，决定进一步推进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一大背景下，2001年，越共九大决定实行党代表选举制，但由于差额选举和选举监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导致选举中贿选不断。参选者只能通过金钱来获得当选，其结果必然是贪污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灵活性，越南政府对全国的行政区域进行了重新划分。在革新开放之初，越南只有30多个省级行政区，而到2010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倍，达到64个，省、市之下又设县、郡，冗杂的机构和人员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腐败的发生几率。

　　方向不明，前景堪忧

　　越南的反腐斗争是在日趋复杂深刻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下进行的，虽意义非凡，但难以顺利开展。

　　越南反腐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越共高层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未能达成高度一致。近年来，越共党内“北派”和“南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南派”的领军人物总理阮晋勇曾在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越南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把越南建设成美国那样的民主、自由国家。而越南在目前情况下推行民主化和自由化，无异于为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肆意妄为开辟道路，使反腐败制度形同虚设。

　　越南反腐的最大考验来自越南革新开放所面临的“翻车”危险。虽然越共十一大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高层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要性和严峻性缺乏足够重视，西方价值观在越南的渗透越来越快，正在深刻影响国家的政治面貌。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越南在“革新开放”中推行私有化和三权分立，在国内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与社会分裂，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越共在1975年统一南方前，西贡旧政权的权贵们携带资产纷纷逃往美、英、法、澳等国。革新开放后，这些对旧政权十分留恋，对共产党心怀仇恨的越侨及其后代多有人通过各种途径回到越南，积极组建反共团体，与国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与国内被西化的知识分子和商人等利益集团沆瀣一气，大肆攻击所谓越共的“专制制度”，通过多种途径瓦解人民对越共和越南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目的就在于颠覆越共的政权。利用中越两国在南海主权问题上的纠纷，大肆制造反华言论，组织群众参与反华游行示威，就是他们动摇越共政权稳定的手段之一。上述因素掺和在一起，使越南存在稍有不慎和失误，就会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而如越南政治发生重大变故，越共丧失了“越南国家唯一合法的执政党”的地位，越南社会陷入全面失序与动荡，其所领导的反腐斗争只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应该说，越共对“南派”力图走改旗易帜邪路可能造成的灾难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警觉。2012年2月，越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当前党的建设的一些紧迫问题的决议》，指出，在新时期下，越共不但继续面临贪污腐败的严峻挑战，而且不少党员由于受到西方“和平演变”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在思想上已经“自我演变”和“自我转化”，这些现象危及到了政权的稳定。

　　越共中央也采取了一些举措以防止亲美派坐大，保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北方派在高层占据主导地位。

　　例如，虽然阮晋勇在越南政界拥有难以撼动的实力，但2012年召开的越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成立由党的总书记直接担任主任的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取代由总理担任主任的政府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2013年2月1日，越共宣布由总书记阮富仲亲自担任主任的中央防治腐败指导委员会开始全面指导反腐工作。而如越共在2016年召开的十二大上能够正确解决在走什么路问题上存在的分歧，越南的反腐斗争前景或许会相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