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东南亚与台湾关系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及涉台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90年代，台湾当局和东南亚国家的刻意互动，使双方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全面提升，这种提升既与冷战后国际局势变化的外因有关，也与双方的内因演变以及各自的基本考虑和政策紧密联系。今后，双方关系的某些方面（比如经贸）可能还会有所加强，但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难以突破现有框架而走得太远。

　　东南亚与中国相邻，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东南亚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无论是中国为实现现代化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还是实施“立足亚太，稳定周边”的对外战略，东南亚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台湾省紧靠东南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密切联系，使得台湾当局十分重视发展与东南亚的关系，特别是90年代，台湾当局在政治上把东南亚当作“务实外交”的突破口，在经济上实施“南向政策”，企图“以经促政”，东南亚国家也作出了相应的互动，从而使双方关系全面提升，这种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台湾问题的复杂化，同时也给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难度，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 东南亚与台湾关系的演变轨迹

　　东南亚与台湾关系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70年代以前。这个时期双方关系并不引人注目。东南亚当时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对外经贸的需求有限，只是把台湾当作一般的贸易和旅游对象。而台湾只保有与泰国和南越的“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很大，对外援助主要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与东南亚发展经贸关系的动力相对不足。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每一方对于对方的重要性都不显突出。

　　第二阶段是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东南亚与台湾政治关系低迷，经济关系却大幅度加强。70年代初，台湾被逐出联合国，继续保留台湾为成员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国家转而承认北京，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一路下滑，“外交”上陷入了困境。1974年5月，马来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70年3月，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推翻西哈努克国王的政变后，台湾曾派代表团去了金边，但1975年4月红色高棉取得政权后，台代表团即被赶走。1975年4月30日，越南南北统一，台湾驻原南越的“大使馆”即被关闭。1975年6月，中菲建交。1975年7月，泰国与中国政府建交，与台湾断交。此后台湾在东南亚已经没有一个“邦交国”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是东南亚与台湾政治关系的冷冻时期。

　　与政治关系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双方经济关系有了大幅加强。70年代后，台湾跻身四小龙之列，进入80年代，台湾经济已发展到一定规模，具有相当实力。由于岛内产业结构升级、台币升值、劳工短缺、工资上涨和环保意识提升，投资环境恶化，使得岛内对外投资快速增加。东南亚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华人华侨众多，于是东南亚成了台商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地区。台商尤其是中小企业纷纷到东南亚投资，1986——1989年，台湾对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投资共达41亿美元，贸易总额为159亿美元。东南亚国家对台湾投资持欢迎态度，来自台湾中小企业的投资是依靠当地代理商进行运转，并往往以合资的形式出现，因而台商的投资项目被认为具有“不过于强大，对当地企业不构成威胁，且与当地经济融为一体”的优势，从而形成了80年代台商对东南亚投资的的第一次高峰。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这个时期东南亚与台湾的关系全面提升，特别是双方政治关系的加强令人瞩目。

　　从90年代初开始，双方的政治关系突破了民间来往的限制，官方关系开始解冻。双方官员从以前的私下接触、秘密互访，发展到了高层官员的公开往来。台湾当局出于政治、经济、外交和战略上的需要，凭借其经济实力，在这个时期极力推行“务实外交”，打开了高层官员访问东南亚的“瓶颈”。1990年，当时的台“行政院长”郝柏村以“度假”的形式访问新加坡，首开台湾高官赴东南亚进行“度假外交”的先例。1993年后台湾当局抛出了旨在大力加强与东南亚政经关系的“南向政策”，众多的台湾高官纷纷到东南亚访问。先后有“行政院长”连战1993年去马、新，肖万长1998年去菲、马、印尼，其他高官钱复、胡志强、许水德、刘泰英、江丙坤、章孝严等先后去马、印尼、越、新、菲等国家访问，1994年2月，李登辉以“私人度假”的名义，先后访问了菲律宾、印尼和泰国，会晤了三国的总统和国王。李登辉的东南亚之行被称为“破冰之旅”，国际舆论认为这为台湾加强与“非邦交国”的实质关系提供了先例，其恶劣影响至为深远。

　　东南亚国家虽然明里仍保持适宜的对华关系，但暗中将对台政策作了重要调整，一些国家打破传统做法，公开发展与台湾的半官方关系。一方面对台湾高层官员的来访进行周密筹划，采取了“政经分离”的原则和“外部低调，内部高规格”的具体方式予以接待；另一方面主动派政府官员访台，东南亚10国中除文莱和缅甸与台没有官方的直接往来外，其余各国的都派员访问了台湾，且层次越来越高。为了掩人耳目，也采取了“私访”和“度假”等名义，印尼、菲、新、马、泰、老、越、柬都曾先后派部长级高官访台，新加坡总理吴作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97年先后“过境”台湾。这些高层往来，使没有外交关系的东南亚和台湾关系具备了某些实质性的特征。

　　在高官互访增多的同时，双方都提升了驻对方办事机构的规格和待遇。目前，除缅、老、柬外，台湾与东南亚其余7国都互设了代表机构，并将其作用从以前的经贸业务扩展到了兼办领事事务。台湾纷纷将其驻东南亚国家的代表机构更名，直接亮出了“台北”的招牌，以表示其“独立政治实体”的国际地位，其派驻人员也是职业外交官。台湾将驻菲律宾的“太平洋经济文化中心”、驻印尼的“中华商会”、驻文莱的“远东贸易文化中心”、驻马来西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均改名为“台北经济文化（贸易）办事处”。将驻新加坡的“商务代表团”改名为“台北代表处”。将驻泰国的“台北经济贸易中心”升格为“台北经济贸易办事处”。台湾在越南也设立了“办事处”。在柬埔寨，台湾于1995年1月设立了“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并试图升格为“办事处”，但后来由于参与了干涉柬埔寨内部事务，被柬政府于1997年7月勒令关闭。台湾现在还试探与老挝互设“办事处”的事宜。东南亚国家对台湾代表机构从事各种政治和“准外交”活动采取默认的态度，同时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也在台湾设立了相应的办事机构，这实际上是已将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对待了。

　　运用“政府”力量，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协定，是台湾与东南亚国家提升实质关系的另一重要方面。90年代，台湾已与新、马、泰、越、印尼等国签署了投资保障协定，与新、马、泰、印尼等国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新、马、泰、菲、越、印尼等签署了航权协定，与菲律宾签订了渔业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与新加坡签订了暂时通关协定等等。这些协定的签订，使台湾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的民间经贸往来提升到了“政府”间合作关系的层次。

　　在台湾与东南亚之间政治关系提升的同时，双方的经贸关系也获得了很大发展。在贸易方面，据台湾当局公布的统计：1993年，台与东盟6国（马、泰、新、菲、印尼、文莱）的贸易额为156.7亿美元，而仅2000年的1——10月，台与东盟7国（马、泰、新、菲、越、印尼、文莱）的贸易额就达到了322.2亿美元。1997年以前，台湾每年从东南亚获顺差20亿——40亿美元，1997年以后，东南亚经历了金融危机，从台湾进口有所减少。由于大部分国家货币贬值，向台湾出口却持续增加，致使台湾由顺差变成了逆差（见表1）。在投资方面，据台当局的统计：截止2000年6月，台累计在泰、马、菲、新、越、柬、印尼共投资超过437.2亿美元。其中在泰国共投资101.7亿美元，居泰外来投资的第二位；在马来西亚投资87.6亿美元，居马外来投资的第三位；在菲律宾投资7.5亿美元，居第五位；在新加坡投资17.2亿美元；在越南投资48.7亿美元，居第二位；在柬埔寨投资4.4亿美元，居第二位；在印尼投资169.6亿美元，居第五位（见表2）。

　　从台湾与东南亚关系发展的轨迹可见，双方关系经历了一个从一般到紧密、从民间到半官方、从侧重经贸到政治经济全面加强的过程。现在，东南亚已经成为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对外投资地区，台湾当局通过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在推行“务实外交”和争取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上迈出了不小的一步。

　　二 台湾与东南亚关系全面提升的原因

　　台湾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在90年代的全面提升，既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也与双方内部的变动以及各自的基本考虑和政策紧密联系。

　　从国际局势的变化看，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世界趋向多极化，国际环境变得相对宽松。在国际新秩序形成的过程中和全球化加速的情况下，国际竞争由军事力量为主变为经济力量为主，各国都十分注重本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因素在外交斗争中的地位大大上升，这为台湾当局利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大三角消失，美国不再需要中国来平衡苏联，认为中国的战略作用下降，甚至把中国看作打破现状的力量，视中国为竞争者和潜在对手。相反，其对台湾在90年代推行的西方式“民主”却欣赏有加。为了阻延中国的崛起，美国大打“台湾牌”，以台制华，在冷战后大幅调整了对台政策。1992年，老布什借口竞选，批准向台出售150架F—16战机。同年11月，美国部长级官员打破禁忌首次访台。1994年9月更是全面提升了与台关系。1995年美国又批准李登辉访美，美台关系达到了70年代以来的高峰，使中美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作为亚太地区大国的日本更深忌中国之强大，且对台湾野心不死，在台湾问题上也紧随美国，乘美台关系升温之势，日台关系在90年代也得到了强化。日台高层官员实现了互访。“亚东关系协会驻东京办事处”更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日台经济界人士展开了“经济外交”，并宣称“没有邦交亦可交流”。对李登辉访日，日台双方曾进行了长期的张罗，先后企图或借广岛亚运会及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之机，或按“美国模式”以京都大学校友的身份，让李登辉实现对日本的访问，虽然这些张罗在李登辉下台之前都未实现，但却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日台关系升温的现实。

　　宽松的国际环境以及美日两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对台湾和东南亚两方都产生了很大的鼓励和带动作用。美日都是大国，在世界上特别在亚太地区有极大的影响力，台湾和东南亚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和安全上，都对美日有很大的依赖性，美日对台政策的变动，自然会拉动他们各自的政策出现相应的变化。

　　从台湾方面看， 岛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台湾当局的相关考虑与政策，也促进了其与东南亚关系的加强。在政治和外交上，80年代末，李登辉上台，90年代他的权力巩固后，其“台独”的真面目逐渐暴露，他背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大搞“两个中国”，先是提出“阶段性的两个中国”，后又抛出了“两国论”。在他的支持下，“台独”势力由非法转为合法，发展重心由海外转到岛内，并成为岛内急剧膨胀的政治力量，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目标，大搞“一中一台”。无论是“两个中国”还是“一中一台”，其实质都是企图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岛内“台独”势力的膨胀，不仅改变了岛内的政治生态，也对台湾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影响。李登辉改变了“汉贼不两立”的对外方针，大力推行“弹性外交”和“务实外交”。进入90年代，随着韩国、沙特和南非相继与台湾断交，国际上有影响的国家与台湾都已不存在“外交”关系，台湾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孤立状态，争取扩大所谓的“国际生存空间”，台湾当局大搞“金钱外交”，收买一些小国与之“复交”或“建交”，还不断鼓噪“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此外，台湾当局特别重视强化其与“非邦交国”的实质性关系。由于东南亚邻近台湾，长期以来与台湾有着较多联系特别是经贸联系，90年代以来各国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戒心，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意图。双方在经济、政治及战略上的某些契合，使得台湾当局在90年代把东南亚当作其推行“务实外交”的重点和突破口。

　　在经济上，70年代以来，台湾对外贸易持续顺差，到90年代初外汇储备累计超过800多亿美元，出现了严重的资本相对过剩，而岛内的投资环境却日益恶化，台湾经济面临的产业升级压力加大，限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增长机制， 经济结构的调整步履艰难，必须在外部寻找新的出路。同时，为了配合出口导向政策的实施，建立海外销售据点，台湾当局对外投资政策也有所松动，提出了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的方针，90年代初，更提出了把台湾建成”亚太营运中心“的规划，想使台湾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经济枢纽。另外，在90年代，台对美贸易顺差逐年减少，对日贸易逆差却持续扩大，台湾面临另寻市场的压力。无论增加对外投资还是扩大海外市场，在台湾当局看来，东南亚都是最好的选择之一。东南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大东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进展顺利，使这一地区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恢复经济，急需资金，又为台湾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因此，台湾当局打算以加强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来缓解自身产业升级的压力，并进而把东南亚作为自己对外经济的依托。

　　更重要的是，台湾当局将其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纳入了两岸关系和“大陆政策”的通盘考虑之中。台想通过发展与东南亚的经贸，特别是增加对东南亚的投资，来抵消台商的“大陆投资热”，分散所谓的“投资风险”。90年代初，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与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化，台资快速涌进大陆。1992、1993两年，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占同期台湾对外投资的66%，远远超过了对东南亚的投资。投资带动了两岸贸易的发展，两岸贸易在台湾对岛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1986年的1.5%增至1993年的8.4%，并不断增加。据台湾海关的统计，台湾对祖国大陆市场的依存度已达近17%，大大超过了台湾当局规定的10%的警戒线，台湾当局认为台湾对祖国大陆的经贸依赖“已经到了非常危险、不确定的地步”。为此，他们一方面对发展与祖国大陆的经贸关系“戒急用忍”，大踩煞车，另一方面则推出“南向政策”，企图以“南向”来制衡“西进”。

　　“南向政策”是90年代台湾当局着力实施的一项兼具经济、政治和安全用意的对外投资政策。内容是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台商向东南亚投资与贸易，目的是通过加强台湾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促进双方的政治关系，加速岛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减少岛内经济发展对祖国大陆的依存度。该政策于1993年下半年出台，在1994年和1995年达到高潮，使得台商对东南亚的投资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台湾成了东南亚的第二大外资来源地（仅次于日本）。但是，1997年5月柬埔寨内战的重新爆发和7月后金融危机的肆虐，使台商在东南亚的投资受到严重损失，一些台商甚至血本无归，“南向政策”遭遇重挫。1998年，台湾当局乘东南亚在金融危机后恢复经济，急需资金之机，启动了“第二波南向政策”。但台商的心有余悸、东南亚经济恢复不顺、祖国大陆经济蓬勃发展对台商的吸引力等因素，使得“南向第二春”笼罩在浓浓的阴云中。虽然“南向政策”的推行一波三折，但台湾当局却借此加强了与东南亚的实质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

　　从东南亚方面看，也存在与台湾强化关系的客观因素和考虑。首先是东盟一体化的推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台湾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格局的突出变化之一就是东盟集团化加速推进。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上大东盟的崛起。随着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相继在90年代加入东盟，东南亚10国都已成了东盟成员。大东盟的建立，使东南亚凝成了一个整体，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经济上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提速。1992年1月，东盟各国首脑签署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AFTA），规定到2008年建立起自由贸易区，1995年决定提前到2003年建成，1998年12月又决定提前到2002年，届时，东盟全部内贸商品的关税要降到0%——5%。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大大加强东盟经济的内部整合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东南亚在加速内部一体化的同时，在对外关系上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有声有色的活跃角色。一是举行东盟对话国会议。即东盟外长们集体与合作伙伴国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一年一度的对话。90年代，随着韩国、印度、中国和俄罗斯加入这一机制，加上原有的美、日、欧盟、澳、新、加，形成了10大对话成员，此外还有一些观察成员。这样，世界上的主要力量（包括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都已成了东盟的对话伙伴。二是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该论坛1994年成立，每年在东盟外长会议和东盟对话国会议之后举行，目前已有23个成员。在这个亚太地区惟一包括所有大国的官方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中，东盟起着主导作用。三是倡议召开了亚欧会议。从1996年起，东盟、中、日、韩和欧盟各国领导人定期举行“亚欧首脑会议”，直接进行对话，开辟了亚欧洲际合作的先河。四是举行10+3会议。即大东盟以整体组织形式，参加与中、日、韩3国领导人的非正式会晤，与东亚的重要国家定期进行对话。通过上述4种机制，东盟成功地进入了亚太外交舞台的中心位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小国领导大国”的目的，从而大大提高了东盟的国际地位。

　　东盟一体化的推进和国际作用的增强，对台湾产生了经济、政治、外交和安全等多方面吸引力。台湾不仅想把自身经济与东南亚经济更多地联系在一起，从东南亚一体化中受益；而且想以经促政，以加强与东南亚关系的方式来开拓通向国际社会的通道，改变台湾这个所谓“亚细亚孤儿”的困境；还打算与东南亚结成利益共同体，并由地区经济合作进而发展到地区安全合作，在保障地区安全的幌子下，挤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建构所谓的“亚太安全体系”，达到其把两岸关系纳入多边关系的框架中，借助地区的力量对祖国大陆形成钳制之目的。

　　其次，东南亚国家具有与台湾发展经贸关系的内在动力和强烈愿望。东南亚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热带作物如稻米、橡胶、椰子、柚木等物产享誉世界，石油、锡、铜等矿产可大量出口，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丰沛且价格相对低廉，具有发展经济的优越条件。80年代中后期，东盟国家调整了经济政策，特别是外资政策，采取许多优惠措施吸引外资，导致台湾向东南亚的投资快速增加。但这一时期到东南亚投资的大多是在台湾岛内受到生存压力的中小企业，而且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他们投资东南亚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资源，寻求自己发展的“第二春”。到了90年代，东南亚经过10多年的快速发展，经济上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也面临产业升级和调整结构的压力，急需外资投入来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而此时台湾已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又有地缘接近和以往合作经验等有利条件，因此东南亚国家对台湾加强在本地区的投资持大力欢迎态度。台湾当局提出“南向政策”后，东南亚国家积极响应，纷纷推出相应政策，对台湾当局推动的到当地的投资予以配合，如对台商举办投资介绍会，组织工作小组，与台签订投资保障协定等等，菲律宾政府还将其出口美国的纺织品和服装配额部分转让给台湾。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减少限制，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包括台资在内的外来资本，欲借此促进经济的恢复。东南亚各国发展本国经济的渴望，使台湾当局“以经促政”的策略获得了实施的余地。正是这种动力，使得东南亚国家千方百计，甚至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而多方面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可以说，经济关系是台湾与东南亚关系的主要内容，经济原因是台湾与东南亚关系得以提升的根本原因。

　　第三，东南亚国家想借台湾问题牵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综合国力有了较大增强，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现在的亚太事务，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安全，都需要考虑中国因素，都难以离开中国参与和合作。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东南亚国家心情复杂，疑虑重重，不知道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在美日的鼓噪下，“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也颇有市场，各国普遍存在着防范中国的意图，不愿中国走向强大是他们的共同心态。中国除实现强大这一目标外，还面临完成统一的重大任务，对中国来说，这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强大要求统一，统一促进强大，只有完成了统一，才谈得上真正的强大。港澳的相继回归，已经加强了中国实力和国际地位，同时也使台湾问题在中国统一的日程上凸显了出来，其解决的紧迫性加强，而中国一旦解决了台湾问题，最终完成了统一，实力必将大大增强，崛起的进程必将大大加速，这是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所不愿见到的。各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的考虑与努力，只不过有的国家（比如美国）有实力可恃而表现直露，东南亚国家则因实力所限表现得相对缓和、低调和隐蔽。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东南亚国家对台湾的主动靠近，采取了默认与欢迎的态度。另一方面，东南亚各国对发展与台湾的关系也有一定限度。这是因为，其一，中国力量的不断壮大，对他们的重要性也在加强，对他们与台湾的靠近形成了制约。其二，“台独”的莽动，会引发两岸冲突甚至战争，破坏地区的稳定，破坏各国发展和恢复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和平的外部环境，使各国的利益受到直接损害。因此东南亚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既不支持“台独”，反对台湾当局向一个中国原则挑衅；也不支持统一，反对中国政府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他们看来，两岸关系的理想状态是：既不紧张，又不紧密，既缓和稳定，又保持分治。这样，台湾就可以不统不独，维持现状，他们的利益就可以达到最大化。

　　基于上述立场，东南亚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对台湾问题奉行一种两面性的政策，一方面他们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更重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把与台湾的关系摆在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把双方的往来基本上限制在经贸和非官方的层面。另一方面，他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又很不彻底，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各国都不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而把它当作一个地区问题对待。他们认为，由于与两岸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密切联系，台湾海峡的稳定与否同他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台湾问题不单纯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第二，各国都力图保持和加强与台湾的实质关系。通过发展与台湾的经贸关系捞取实惠，是各国对台政策的一个重要着眼点。第三，各国都要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反对使用武力。东南亚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这种两面性政策，为他们强化与台湾的关系留下了很大的空隙，台湾当局则竭力利用这种空隙，采取各种手段，拉近了与东南亚的关系。

　　三 东南亚与台湾关系前景

　　一般来说，东南亚与台湾的关系主要受四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中国因素的制约。各国在处理与台湾关系时，首要必须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些国家对外战略的天平上，北京的分量及对他们的重要性显然大大超过了台北，因此各国与中国政府保持了官方的关系，与台湾的关系则基本上维持在民间和非正式层次上（尽管某些国家有时打擦边球）。在中国依然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和睦邻政策力度加大的情况下，各国不大可能改变或打破对待台湾问题的基本框架，置中国于不顾，在强化与台湾的关系上走得太远。其次是受各国国内因素变动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权更替、政党轮换、领导人变更，可能会拉动该国对台政策出现摇摆，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毕竟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某些考虑是无法与国家利益相提并论的。第三是受国际因素变动的影响。国际局势的剧变和美国对台政策大的变化，会对一些国家的对台政策造成大的拉动。但就目前看来，国际局势和美国对台政策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可能。第四是台湾当局外交攻势的影响。台湾当局惯用经贸利诱和大撒金钱等手段在国际上收买小国与之“建交”或“复交”，但这种伎俩对东南亚国家的成效不会太大，这些国家毕竟不像某些又小又穷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会为小利而舍弃本国的战略利益。

　　因此，总的看来，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东南亚国家对台湾问题的的既定立场不会改变，各国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前提下，还会维持与台湾关系的现状，双方实质关系的某些方面（比如经贸关系），虽有可能加强，但已形成的基本构架不会有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