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90%的民众信奉上座部佛教，主体民族泰族约占全国6300万总人口的40%，其他少数民族有老挝族（30%），马来族（3.5%）、高棉族(2%)，以及苗、瑶、桂、汶、克伦、掸等山地民族[1]。泰国的马来人信奉伊斯兰教，主要分布在南部半岛上，其中与马来西亚接壤的北大年、也拉、陶公和沙敦四府聚居着约100多万马来穆斯林，占到当地人口的70%以上[2]。与其他已基本融入泰国佛教社会的少数民族不同，泰国南疆的马来穆斯林至今仍对被称为“黄袍佛国”的泰国缺乏认同感，该地区的分离主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泰国政府。近年来，随着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兴起和极端主义的扩散，曾一度趋于平息的泰南分离主义活动再次抬头，并愈演愈烈。与以往相比，当前的泰南分离主义活动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并开始超出寻求民族自治的国内运动范畴，正在成为地区恐怖主义的组成部分。

　　泰南分离主义的历史源流与兴衰

　　马来半岛中部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的土地，由各独立的马来土邦分治。其中，曾一度是伊斯兰教在东南亚传播中心的北大年土邦（包括现在的北大年、也拉、陶公等地），处在东西方商贸线上，是一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商港。在新加坡港建立前，北大年一直是华人和印度人在东南亚最重要的贸易据点之一，因而相当富庶。信奉上座部佛教的暹罗（即泰国）兴起后，开始逐渐向南扩张，并在18世纪晚期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发动的北大年战役后基本控制了马来半岛中部。各马来土邦被迫向暹罗称臣纳贡，但世袭苏丹仍拥有基本完整的自治权。[3]19世纪末，为了巩固传统的势力范围，防范英国在马来半岛的扩张，曼谷王朝开始将马来半岛中部地区纳入暹罗中央集权的行政体系中，由暹罗国王派遣官吏取代原马来土邦的世袭苏丹实行统治，废止了各土邦原有的自治权。但这未能有效阻止英国势力的渗透。1909年，曼谷王朝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英暹条约》（Anglo－Siamese Treaty）。根据条约，原本居住着同一民族、通行同一语言、信奉同一宗教的马来半岛中部地区被分割，吉打、吉兰丹、玻璃市和丁加奴并入了英属马来亚，而沙敦和北大年（后划分为北大年、也拉和陶公三府）则留在了暹罗版图内。[4]这就为后来长期困扰泰国政府的南疆分离主义问题埋下了祸根。

　　20世纪前期，由于泰国政府主要致力于加强对南部各府的军政控制和税收征管，而任由马来穆斯林保留原有的传统文化，因此民族矛盾并不突出。零星的叛乱活动主要是由被中央政府剥夺了特权的马来贵族发动的，且因为规模较小而很快就被平息。如前北大年苏丹阿卜杜拉·卡迪尔·卡玛鲁丁（Abdul Kadir Kamal Ruddin）就因为组织反抗活动而被判“叛国罪”入狱，后在英属马来亚殖民政府的外交干涉下才提前获释。[5]

　　1938年，当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披汶·颂堪出任泰国总理后，国家政策开始出现明显的民族同化倾向。披汶政府在《泰人习俗条例》中，禁止任何人穿纱笼，起马来式姓名，讲马来语。此外，披汶政府还把佛教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信奉佛教与爱国主义等同，并以辞退为手段强制公务员信奉佛教。这些带有“大泰族主义”色彩的政策引起了泰南马来穆斯林的强烈不满，再加上马来贵族的鼓动和英属马来亚的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支持，南疆开始出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例如，前北大年苏丹阿卜杜拉的幼子Tengku Abdul Jalal就在泰马边境地区组织了武装抵抗运动。[6]在随后爆发的二战中，披汶政府因与日本结盟而与西方关系破裂，于是马来民族主义者开始寄希望于在英国的协助下实现北大年独立，不过这一希望随着英军在马来亚的溃败而破灭。[7]

　　二战结束时披汶政府的倒台使马来民族主义者再次情绪高涨，试图借机实现独立。1945年11月，北大年马来穆斯林代表向马来亚的英国殖民当局递交了呼吁书，要求盟国参照旧金山会议关于自决权的规定，准予北大年脱离泰国，与英属马来亚合并。[8]但出于对地区局势的考虑，英国对此未予回应。不过，战后初期的泰国文官政府放弃了披汶政府过激的民族同化政策，转而采取较为温和的民族政策，在1946年宪法中提出实行宗教和文化的自由政策，并撤销了对穆斯林婚嫁、继承等传统习俗的禁令。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族矛盾，并促使马来穆斯林寻求政治途径解决自治权问题。1947年8月，伊斯兰宗教委员会（Islamic Religious Council）向泰国政府提出了有关自治权利的七项要求，其中包括南疆四府最高行政长官应由当地居民选任，一般公务员应有80%信奉伊斯兰教，马来语与泰语一样为官方语言，设立独立的伊斯兰教法庭等[9]。

　　但是，马来穆斯林与泰国政府间脆弱的信任关系很快就随着披汶·颂堪的再次掌权而破裂。1947年11月，披汶发动政变上台，再次推行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1948年元月，泰国政府以“分裂国家罪”拘捕了被誉为“斗争之父”的伊斯兰宗教委员会主席霍伊·素隆（Haji Sulong）及三名追随者。[10]这直接引发了同年4月的Dusun Nyiur事件，大约1100名马来穆斯林和30名军警在那次大规模流血冲突中丧生。[11]由于披汶政府的强硬态度，通过国内途径政治解决民族自治问题已不存在希望，部分马来民族主义者开始寻找国际社会的支持。1948年，大约25万马来穆斯林联名向联合国递交请愿书，要求国际社会支持南疆的北大年、也拉和陶公三府脱离泰国，加入已于同年2月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12]尽管披汶政府镇压了请愿活动，并拘捕了大批为首者，但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披汶政府还是承诺分步骤地给予泰南马来穆斯林民族自治权。[13]不过，直到1957年披汶政府倒台，其承诺的大部分自治权仍未得到有效落实。泰国政府的拖延态度使部分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逐渐失去耐心，而霍伊·素隆的失踪事件[14]更使追随他的大批马来穆斯林对政府失去信心。于是，当1957年马来亚宣告脱离英国实现独立后，眼见非暴力争取自治无望的泰南马来民族主义者开始纷纷走上武装争取独立的道路。1959年，霍伊·素隆的追随者Tengku以马来贵族和宗教领袖为基础组建了泰南第一个分离主义组织BNPP[15](The Barisan National Pember-Basan Pattani, 也称 Pattani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并开始在边境地区不断发动针对中央政府的游击战。[16]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橡胶价格的下跌，以橡胶种植业为支柱的泰国南部地区经济出现衰退，人均收入与其他地区相比有明显下降，大批中下层马来穆斯林的生活陷入困顿。[17]许多马来穆斯林甚至认为泰国政府正在掠夺泰南的橡胶和锡矿资源，以补贴从1961年开始实施的为佛教徒牟利的第一个“国家发展五年计划”。于是，尽管1958年政变上台的沙立元帅及其后继者采取了渐进式的温和同化政策，并向马来穆斯林的民族自治要求做出了部分让步，如1961年废除了《泰人习俗条例》，但泰南分离主义组织却在不断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60年由伊斯兰教主义者（Islamist）建立的BRN(Barisan Revolusi Nasional, 亦称National Revolutionary Front)，以及1968年由世俗主义者（Secularist）建立的PULO(Patani United Liberation Organization)。[18]不过，由于泰南的分离主义运动长期被传统贵族和宗教领袖把持，缺乏新式政治精英的参与，一直未能提出系统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完整的政治斗争路线，再加上组织间和组织内宗教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的矛盾，导致泰南的分离主义组织长期各自为政而缺乏凝聚力。[19]因此，泰南分离主义组织虽然数量不少，但规模普遍较小，即使是规模最大且最为活跃的PULO在其全盛时期所拥有骨干成员尚不足300名。而且这些组织最后通常走向分裂。如BRN后来分裂成了三个支派，即BRN Coordinate，BRN Congress 和BRN Uram；PULO派生出了New PULO；而BNP(The Mujahideen Pattani Movement)的核心成员则是从BIPP分裂出来的。[20]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泰南分离主义运动步入高潮，除发动小规模游击战外，分离主义组织还不断开展爆破、纵火、暗杀、绑架等袭击事件。不过，由于泰南分离主义组织发动的袭击规模不大，涉及面有限，而当地又治安较差，贩毒、走私和一般刑事犯罪相当普遍[21]，因而泰南分离主义运动一直没有引起泰国政府的重视。70年代后期，随着泰国南部地区泰共（CPT）活动的增加，泰国政府才开始重视并着手平息南疆烽烟。虽然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泰共问题，而分离主义问题只是附带解决对象，但正如第四部域军（即南部军区）司令LTG Harn Leenanon（1981-1983年在任）指出的，用于解决泰共问题的政策手段对分离主义问题也同样奏效。[22]泰国政府的南疆政策可分为治标和治本两个层面。治标再在通过整合南部的军政资源，并通过与邻国马来西亚的联合行动，强化对地区的控制能力和对危机的预警能力，做到防患于未然。为此，泰国政府组建了南疆各府管理中心（The Ministry of Interior’s Administrative Center for Southern Border Provinces）和南疆治安前沿指挥部（The Internal Suppression Operation Command Regional Headquarter）。前者直属于泰国内政部，负责南部各府事务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并有权查处泰南穆斯林民众对南部各府官吏的投诉。后者是由第四部域军司令兼任总指挥的综合机构，主要由军方负责，并整合了部分地方政府机关和警察部队的行政资源。其主体是CPM 43（The Civilian Police Military Task Force 43），在执行南部地区的安全监控任务时，不但可以分享国家安全部门的情报网资源，还能在必要时调动泰国陆海空军和猎勇（民团）部队。[23]治本则旨在从提高泰南马来穆斯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地位出发，逐步培养当地民众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从根本上消除民族矛盾。为此，泰国政府在宗教上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为马来穆斯林的宗教活动提供方便，在政治上扩大马来穆斯林的参政权，在经济上加大了对南疆地区的投资开发力度。[24]

　　随着泰国政府南疆政策的逐步落实，以及80年代泰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泰国南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开始趋于缓和。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泰南的分离主义运动逐渐势微。1989年8月，BIPP、BRN Congress、BNP、New PULO等泰南主要分离主义组织领导人召开了“北大年战士联席会”（The Gathering of the Fighter for Pattani），决定成立名为Payong Organization的伞形机构，以整合分散的组织资源。1991年，该机构更名为北大年独立联合阵线（The United Front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Pattani, 亦称Bersatu）。[25]尽管联合阵线此后开展了数次联合行动，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已无法逆转颓势。从90年代后期开始，泰南分离主义运动尽管并未消亡，但已逐渐趋于沉寂。

　　泰南分离主义的重现与背景

　　近年来，随着东南亚地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和国际恐怖主义的扩散，泰南的分离主义运动再次暗流涌动，并在九一一事件和巴厘岛爆炸案后逐渐浮出水面。2002年初，他信政府裁撤了南疆各府管理中心和南疆治安前沿指挥部，并委任缺乏经验的警察部队接管了历来由第四部域军掌握的南疆治安监管权。这一举措显著削弱了泰国政府对南疆地区的掌控能力，伺机而动的泰南分离主义组织于是乘势而起，袭击事件呈迅速上升趋势。为了保护对泰国经济复苏有重要影响的旅游产业，避免先前因印尼面临恐怖主义袭击而转向泰国的国际客源流失，他信政府采取了外缓内紧的策略：一方面对外坚称所有事件均属意外或黑社会性质犯罪，局势完全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则授命第四部域军、CPM 43、内政部重组先前撤销的南疆各府管理中心和南疆治安前沿指挥部，全面加强了对南疆局势的监控力度。泰国政府与分离主义者的对抗随后陷入僵局，尽管南疆局势暂时避免了进一步恶化，但已无复20世纪末的平静，零星的袭击事件不断。2003年，他信政府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由开始的谨慎中立最终转向全力支持美国，并向伊拉克派遣了驻军。他信政府的亲美外交立场引起了泰南马来穆斯林的普遍不满，泰南分离主义者于是借机打破僵局，在2004年使泰国政府陷入被动。2004年1月4日，泰南分离主义者在陶公府11个县发动袭击，一夜之间纵火焚烧了20余所学校，突袭了2处警亭和1处军火库，杀害了4名守卫士兵，并劫持了300多支枪械和相当数量的弹药。此后，分离主义袭击事件在泰国南疆全面铺开。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四事件”起到4月中，泰国南疆地区发生近500起纵火、爆炸、暗杀等袭击事件，至少造成平民和安全人员66人丧生，68人受伤。[26]4月28日凌晨，约200名武装分离主义者几乎同时向分属北大年、也拉和陶公三府的9个安全检查站和1个警所发动了突袭，但遭到军警的猛烈还击。“四·二八事件”持续了近10个小时的武装冲突最终造成分离主义者107人丧生，军警5死15伤。随着袭击事件的迅速增加，他信政府被迫向国际社会承认泰国再次面临分离主义威胁，并加紧推行抚剿并举的“铁拳与天鹅绒手套”政策。[27]但他信政府的政治努力却未能收效，泰南局势进一步恶化。10月25日，两千多名马来穆斯林聚集在陶公府达百(Tak Bai)县警署外，要求释放被警方拘押的六名涉嫌参与劫枪的疑犯。在谈判破裂后，当地军警人员朝空鸣枪，并动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龙，试图驱散示威人群，但却引发全面冲突，造成6人当场死亡、17人受伤和1300多人被捕。随后，军方将被捕示威者转移到邻近的北大年军营，但就在这不到150公里的行程中，却由于军方的“疏忽”，出现了多达78人因军车过于拥挤而窒息死亡的惨案。[28]“达百惨案”激起了分离主义活动的新高，从10月底开始，爆炸、纵火和暗杀事件接连不断，泰南局势骤然紧张。据泰国国防部长讪攀·汶耶南上将公布，到11月初，分离主义袭击事件已上升到1000余起，平民死亡人数增至340名，受伤者多达400余人。[29]

　　泰南分离主义的再次抬头，尽管从基本诉求层面而言，仍主要是因社会文化差异和地区发展不平衡而引发的要求民族自治权的政治问题，但与既往相比，却已因国际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渗透而带有明显的宗教极端主义色彩。而对民族文化消亡的危机意识和对经济发展被边缘化的愤懑不平则是马来穆斯林特别是青年一代易受宗教极端主义影响的重要原因。

　　尽管南疆地区并入泰国已有百年时间，但当地的马来穆斯林却基本完整地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习俗，这使得泰国社会的差异性在地理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大致以克拉地峡为界，以南的南部地区特别是靠近马来西亚的各府是以伊斯兰文化为主体的马来穆斯林的社会，通用马来语，而以北的中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则是以佛教文化为主体的泰（暹罗）人佛教徒的社会，通用泰语。正是这种结合了民族、宗教、语言、习俗和地理的综合性差异，导致南疆的马来穆斯林长期以来一直对泰国缺乏认同感，反而对毗邻的历史上曾为同一整体的马来西亚北部地区更具有归属感。马来穆斯林往往习惯于用马来语称自己为“Ore nayu（马来人）”，而称其余的泰国人为“Ore siye（暹罗人）”，以示区别。[30]历来强调民族同一性的泰国政府对此深为忌惮，一直试图通过民族同化政策促使马来人融入泰国主体的佛教文化社会。事实上，尽管80年代泰国政府为了缓和南疆局势而摒弃了披汶政府强硬的民族同化政策，代之以较为和缓的政策，但削弱马来民族性的宗旨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是，泰国政府这种未基于平等理念的政策努力非但没能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反而加深了马来穆斯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有时甚至发展成难以理喻的宗教偏见。例如，20世纪80年代，泰国政府仿造阿拉伯建筑风格为马来穆斯林修建了也拉大清真寺，但包括当地政府部门公务员在内的马来穆斯林却无人前往该清真寺做礼拜。当地马来穆斯林认为，该清真寺的园尖顶像一朵含苞的莲花，是佛教的象征；而对于园尖顶上的新月造型，甚有马来穆斯林认为是象征着莲花上放着的一片菩提树叶。[31]不过，尽管时至今日泰南的马来穆斯林仍在努力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但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和人员往来的频繁，来自泰国主流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他们开始发觉维护民族的独立性和宗教的纯洁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促使部分激进的马来穆斯林逐渐转向国际伊斯兰世界寻求支持。

　　客观地讲，泰国南部地区的经济属于相对落后，而不是像贫瘠的泰国东北部地区那样属于绝对贫困。2001/2002年度南部地区的户均月收入10914泰铢（约合260美元），这虽然低于全国户均月收入12185泰铢（约合290美元）的水平，但也算得上小康水平。[32]但是，如果以人均GDP3516美元[33]的近邻马来西亚作为参照系，那么人均GDP不到1500美元[34]的泰南地区显然是相当落后了。眼见着与自己同根同源且近在咫尺的马来西亚北部各州马来族人享受着“新经济政策”的优先发展待遇，而自身却显然在泰国的现代化发展中被边缘化，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泰南马来穆斯林对泰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对历史上曾经自由富庶的北大年土邦的怀念。对于泰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问题，泰国政府当然是要负首要责任的。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泰国开始工业化以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就一直是以曼谷为核心的中部和东部地区，而南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发展则被忽视了。因此，尽管泰国就整体而言已基本完成工业化，2003年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已降到10.2%[35]，但南部地区却仍然是典型的农村经济，农业在GDP中的比重高达43%[36]。尽管南部地区的自然条件较好，矿藏资源丰富，具备良好的经济发展潜力，但由于长期缺乏建设资金的投入，落后的基础设施已日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马来穆斯林社会对泰国主流的泰族佛教文化所采取的自卫式的排斥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主动型边缘化的负面效果。例如，马来穆斯林对泰语教学的长期抵制，就不但阻碍了自身对以泰语为主要载体的国内信息资源的获取与利用，而且也限制了自身的发展空间。尽管目前马来穆斯林的青壮年农村富余劳动力正在不断增多，但由于缺乏泰语读写能力，他们大都无法像北部或东北部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那样向曼谷等中心城市自由流动，而只能滞留在当地等候为数不多的就业机会。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加和生活水平的停滞不前，使不少无法融入泰国主体社会的青年马来穆斯林开始对佛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状日益不满，这就为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渗透创造了有利条件。

　　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泰南分离主义组织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有直接联系，但很多迹象表明，泰南分离主义组织与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如穆斯林祈祷团、马来西亚圣战者组织等有牵连，并至少间接地获得了基地组织的资金、装备和人员支持。事实上，不少泰南分离主义组织的骨干成员早年在海外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受训或参加阿富汗圣战时就已与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建立了密切联系。[37]由于国外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介入，当前的泰南分离主义运动与以往相比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泰南分离主义运动，基本上没有国外伊斯兰势力的介入，且因为世俗主义者和封建贵族的参与，追求北大年独立的分离主义运动所高举的也主要是“民族主义”旗号，而非“宗教主义”。[38]而当前的泰南分离主义运动，却是以维护伊斯兰教为第一要务，而民族自治和地区独立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四·二八事件”中丧生的许多突袭者身边，都携带着一本在泰南地区广为流传的长达65页的宣传手册，其中反复劝勉青年马来穆斯林成为伊斯兰教复兴的“殉道斗士”，却基本不提争取北大年独立这一传统目标。[39]此外，泰南的分离主义活动的袭击目标也开始与过去有所不同，虽然仍将中央政府的统治工具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如军营、警局、法院、学校、政府大楼以及公务员和军警等，而已逐渐将反映宗教差异的目标列入攻击范围，其中甚至包括信奉佛教的马来平民。

　　泰国政府的对策与困境

　　泰国他信政府处理南疆分离主义问题的总体思路与往届政府是基本一致的，即所谓“软硬兼施”。一方面，他信政府加强了对南疆地区的管制。“一·四事件”后，泰军开始在南部地区实行戒严，并对宋卡、也拉、北大年和陶公四府的21个县实行军事管制。随后，他信政府又从全国紧急征调军警武装部队协防南疆地区，并责成国家情报办公室与三军情报部门协调，共同加强南疆地区的情报收集分析工作。此外，由于泰南分离主义组织的本部大多设在马来西亚北部各洲，为此他信政府开始寻求与马来西亚在地区安全领域特别是边境管制方面的合作。从2004年1月开始，泰马两国开始恢复联合边境巡逻，并在情报共享、罪犯引渡、双重国籍人员监管、边境联合检查等方面逐步加强合作。到7月为止，泰马两国在边境地区的驻军人数已分别增至1000名和3500名。另一方面，他信政府加大了对南疆地区的投资开发力度。3月，他信政府在北大年召开的特别内阁会议上宣布，将在3年内投入280亿泰铢（约合70亿美元），启动四项战略发展计划，全面推进南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切实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而降低失业率则被列为首要目标，为此泰国农业与农业合作部计划在北大年、也拉和陶公府设立至少300个职业培训中心，向当地民众提供技术培训。截至5月，已有100多个职业培训中心投入运作，参与培训人数已逾1.7万名。此外，他信政府还积极与伊斯兰教团体沟通，听取各宗教派别的意见与建议，努力争取南疆地区穆斯林教长们的理解与支持。

　　应当说，仅从解决国内安全问题的角度分析，他信政府的对策无疑是完善而细致的，而且也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实践中奏效。但问题是，他信政府所要面对的却不仅仅是单纯国内安全问题，而是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局势。事实上，他信政府目前正面临着两个主要难题。

　　其一是对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态度问题。由于泰南的马来穆斯林社会普遍认为，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所针对的是伊斯兰世界的全体穆斯林，而伊拉克战争更是美国非正义行径的集中体现。因此，泰国政府在这场反恐战争中的立场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来穆斯林对政府的看法与合作态度。他信政府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而这也正是他信政府在布什政府计划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一直保持中立态度的主要原因所在。但是，与美国的良好外交关系对泰国而言委实太过重要：在经济上，美国是泰国这个主要靠出口带动经济复苏的外向型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的出口市场，而在反恐问题上始终紧随美国的日本则是泰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40]；在政治上，雄心勃勃希望成为东盟新一代领军人物的他信·西那瓦总理要想达成目的，美国的支持或至少不反对的态度无疑是必须的；在安全上，美泰军事同盟一直是泰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保证。因此，在布什政府发动并迅速取得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后，他信政府很快转向全面支持美国，从2003年9月开始向伊拉克派驻以工程和医疗人员为主的部队，协助开展伊拉克重建工作，并在同年12月两名驻伊士兵遇袭身亡后，不仅顶住国内压力并未撤兵，反而增派了作战部队，使驻伊泰军总数达到450多人。他信政府的外交举措获得了布什政府的赞赏，并因此取得了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和布什总统关于尽快开始泰美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承诺，但也同时引起了泰南马来穆斯林的不满，他们曾多次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向伊拉克派兵，还因此引发冲突。2004年，随着泰南局势的恶化，他信政府开始试图调整外交姿态。当驻伊部队的一年预定期限邻近届满时，尽管美国一再要求泰国能延长驻军时间到2005年初伊拉克大选后，但他信政府还是在2004年8月底开始了预定的撤兵计划。但这显然离泰南马来穆斯林希望政府决抵制美国反恐战争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而坚决主张反恐的布什总统在2004年美国大选后的连任，似乎也预示着他信政府在外交政策选择中的两难困境仍将继续下去。

　　其二是国内复杂的政局影响了政策的实际效果。在2001年的泰国大选中，他信领导的新兴政党泰爱泰党全面胜出，并通过合并自由正义党（于2001年2月并入）和新希望党（于2002年2月并入）获得了众议院500席中的298席，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一个拥有简单多数席位的政党。[41]而泰爱泰党与泰国党（41席）和国家发展党（29席）组建的联合政府也因此成为泰国10多年来最为稳固的一届。尽管从表面上看，泰国政局相当稳定，并未重现以往由于小党纷争造成政府更迭频繁的混乱局面，但事实上，随着旧体系政治平衡的消失，各派间为重新划分势力而进行的明争暗斗正在日趋激烈。为了巩固政权，上台后的他信政府很快就向政坛上的三大传统势力发起挑战。其一是官僚势力。常务官自100多年前朱拉隆功大帝改革时起就一直把持着泰国的行政系统，与以往短命的联合政府相比，他们才是泰国政坛真正的实权派。他信政府一直在试图削弱常务官的实权，以增强由内阁任命的政务官的行政控制力，并已通过于2002年10月开始的行政机构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果。而裁撤南疆各府管理中心的举措，也明显带有削弱内政部实权的意图。其二是军方势力。泰国有着近50年的军人干政历史。尽管军方作为整体已于20世纪90年代初退出了政坛，但仍保留了相当的影响力，例如，前新希望党就具有非常显著的军方背景。而他信政府不但希望彻底消除军方对政治的影响，而且还试图将长期近乎自治的军队系统纳入政府的直接管理。在利用行政权力安排他信总理的堂兄差西特·西那瓦登上了陆军司令[42]的职位后，他信政府的目标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由此，就不难看出他信政府裁撤由军方控制且权力过于宽泛的南疆治安前沿指挥部并以由政府掌握的警察部队取代军队的南部地区监管权的真实意图。其三是地方政治势力。在庇护制仍然根深蒂固的泰国社会，政党政治带有鲜明的地方势力范围的特点。尽管泰爱泰党在中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都占有优势，但第一大反对党民主党却牢牢控制着南部地区。在2001年的大选中，泰爱泰党在南部地区仅获得了54席中的1席，而民主党则获得了48席。为了达成一党执政的目标，泰爱泰党一直在挤压中小政党的政治生存空间，并成功分化了泰国党，瓦解了国家发展党。[43]为了挤垮在众议院拥有128席的民主党，泰爱泰党投入巨资并派出干将深入南部地区开展工作，在拉选票的同时也拉拢民主党议员跳槽泰爱泰党。这引起了民主党的高度警觉与强烈不满。由此，随着泰爱泰党的民意支持率的不断上升和2005年初泰国大选的日益临近，传统势力的危机感不断增加，因为如果他信在2005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连任总理甚至出现一党执政的局面，那么他们的衰落就将无可挽回。而对于传统势力而言，眼前的泰南分离主义问题无疑是在2005年选举前沉重打击他信政府的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因为这不但能使他信政府失去南部地区600多万穆斯林的信任与支持，还能降低其他地区民众对他信政府的信心，使他信政府在处理非典疫情和扫毒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威望毁誉一旦。于是，很难期望传统势力能在这一问题上与他信政府一条心。尽管他信政府连连更换负责处理泰南分离主义问题的政府高层官员，但政策却始终落实乏力。甚至于，先是在“四·二八事件”中，军方“反应过激”，将退守北大年克鲁瑟清真寺并已不具威胁的32名马来青年穆斯林全部当场击毙；后是在“达百惨案”中，由于军方的“疏忽”，导致多达78名无反抗能力的马来青年穆斯林因窒息死亡。这使得他信政府的政治努力在顷刻化为乌有，南疆局势迅速恶化，而民主党则乘机逼宫，要求总理引咎辞职。

　　上述的两个难题目前已开始成为他信政府解决泰南分离主义问题的最大障碍，如不妥善处理，他信政府很可能因为泰南分离主义问题而面临执政以来最重大的政治危机。此外，从目前的总体局势分析，尽管他信政府的政策正在逐步落实，并开始渐显成效，但由于国际和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持续渗透，泰南分离主义运动在短期内似乎难以平息，甚至有进一步扩大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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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自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

　　[2] 韦红著：《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

　　[3] 参见Astri Suhrke, “The Thai Muslims: Some Aspects of Minority Integration”, Pacific Affairs, XLⅢ: 4 (1970-1971).

　　[4] 参见Andrew D.W. Forbes, “Thailand’s Muslim Minorities: Assimilation, Secession, Or Coexistence?” Asian Surey, Vol.22, No.11 (Nov., 1982).

　　[5] 参见“Muslim Separatism in Southern Thailand Primer”, The Virtual Information Center, July 2002. http://www.vic-info.org

　　[6] 参见W. K. Che Man, Muslim Separatism: The Moros of Southern Philippines and the Malays of Southern Thaila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62-64.

　　[7] 参见“Muslim Separatism in Southern Thailand Primer”.

　　[8] Omar Farouk, “Malay-Muslim Ethnic Nationalism: Southern Thailand”, in Islam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Taufik Abdullah & Sharon Siddque, Singapore, 1986, p.260.

　　[9] Lukman Thaib, Political Dimension of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Kuala Lumpu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 1996, p.96.

　　[10] 参见《南疆乱局与“卓美那”家族》，载《星暹日报》2004年3月26日。

　　[11] 参见W. K. Che Man, Muslim Separatism: The Moros of Southern Philippines and the Malays of Southern Thailand, p.67.

　　[12] 参见M. Ladd Thomas,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the Thai Islam”, in R. T. Sakai (ed.), Studies on Asia, Lincoln, 1966, p.93.

　　[13] Ibid..

　　[14] 1954年，霍伊·素隆与其长子被政府当局召询后，即从人间蒸发，据传是被泰国政府秘密处决。Andrew D. W. Forbes, “Thailand’s Muslim Minorities: Assimilation, Secession, Or Coexistence?”

　　[15] 1990年，BNPP更名为BIPP。

　　[16] 参见Syed Serajul Islam, “The Islamic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Patani of Thailand and Mindanao of the Philippines”, Asian Survey, Vol.38, No.5, May. 1998.

　　[17] 从1962年到1968年，橡胶价格下跌了27%，而产量这下降了32%。参见David Brown, “From Peripheral Communities to Ethnic Nations”, Pacific Affairs, 61, 1988.

　　[18] 参见Syed Serajul Islam, “The Islamic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Patani of Thailand and Mindanao of the Philippines”.

　　[19] Ibid..

　　[20] 参见“Muslim Separatism in Southern Thailand Primer”.

　　[21] 参见“Thailand Islamic Insurgency”.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war/thailand2.htm

　　[22] 参见“Muslim Separatism in Southern Thailand Primer”.

　　[23] Ibid..

　　[24] 参见韦红著：《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205页。

　　[25] 参见“Muslim Separatism in Southern Thailand Primer”.

　　[26] 《曼谷随笔：泰国的“南”题》，载【泰国】《星暹日报》2004年5月7日。

　　[27] 参见Andrew Perrin & Mageswary Ramakrishnan, “Southern Front”, Time, Oct. 18, 2004.

　　[28] 参见Robert Horn, “Thailand’s Bloody Monday”, Time, Nov. 8,2004.

　　[29] 《制造南疆动乱主谋人 防长讪攀称掌握名单》，载【泰国】《星暹日报》2004年11月6日。

　　[30] 参见陈开明：《泰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南部穆斯林问题》，载《世界民族》1999年第2期。

　　[31] 参见Surin Pitsuwan, “The Lotus and the Crescent: Clashes of Religious Symbolisms in Southern Thailand”, in K.M. de Silva et al (ed.), Ethnic Conflict in Buddhist Societies: Sri Lanka, Thailand and Burma, Pinter Publishers LTD., UK, 1998.

　　[32] 数据引自中国驻宋卡总领馆经济商务室网站。http://songkhla.mofcom.gov.cn

　　[33] 数据引自中国外交部网站。

　　[34] 数据引自中国驻宋卡总领馆经济商务室网站。

　　[35] 数据引自Country Report: Thailand,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United Kingdom, August 2004, p.5.

　　[36] 数据引自中国驻宋卡总领馆经济商务室网站。

　　[37] 参见“Thailand Islamic Insurgency”.

　　[38] 参见Syed Serajul Islam, “The Islamic Independence Movements in Patani of Thailand and Mindanao of the Philippines”.

　　[39] 参见Andrew Perrin & Mageswary Ramakrishnan, “Southern Front”.

　　[40] 2003年，对美出口占泰国出口总额的17.0%，对日出口占14.2%。数据引自Country Report: Thailand,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United Kingdom, August 2004, p.5.

　　[41] 参见周方冶：《泰爱泰党的崛起与泰国政党格局的变化》，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11期。

　　[42] 由于陆军是泰军最基本的军种，不但人数占到部队总数的近七成，而且装备精良，因此与形式上的三军总司令相比，陆军司令才是军方最具实权的职位。事实上，在泰国军人专政时期，三军总司令通常是由陆军司令兼任。

　　[43] 2004年7月，泰国党三大主导派系中的两大派系投奔泰爱泰党。2004年9月，国家发展党宣告解散，并经党代表表决后全票通过并入泰爱泰党。